2024年“国际残疾人日”过去两日，《人民日报》APP上刊载的一则“女生让全盲室友带饭”的新闻引发网友的高赞与热议，评论区竖起大拇指：够“余华”的！工作之前打开电脑，我的心绪亦被这则发生在武汉理工大学的青春励志故事牵绊，想起我的大学校园，想起我的“智园五舍7-4”，想起那些历经时光漂洗，兀自温暖岁月的过往。

依稀还能记起，大学伊始我们的辅导员郭敏老师于一次班会上对我们讲：“在大学里，你或许感觉不到太多知识的积淀，但大学四年的生活一定足以成为人生的一抹底色，让你们回味一生。”听闻这番话时正值青春懵懂，懂得这番话时已年近不惑。浙江大学的心理学博士陈海贤也在其著作中谈到：“在当下的人力资源市场，拿高校的学历出来说事也许会被招工者轻视与笑话，然而，在大学学习、生活的经历会在你们心中种下一颗骄傲的种子，影响你们一生。”也只有走出大学校园数载之后的我们才能逐渐懂得：大学的时光回不去，大学里的朋友见不着，大学时的心态不再有；而这颗“种子”却会开枝散叶，滋养心灵温暖余生。

我的大学生涯亦是与一群真诚善良的室友相伴，在理解与友爱的环境里度过的。2006年国家教育部第一次发出明令：各大普通高校不得拒绝招收上线残疾考生。母亲多年来揣在心中“我即使上线也不会被大学录取”的担忧化作风烟而散。我毫不费事地跨入了象牙塔之门。然而走进大学我才体会到，国家有政策，社会有支持，学校向残疾考生敞开大门，但师生对残疾人的理解与接纳却不能一蹴而就。刚入学的两月，我是在老师同学的各种担忧，怀疑；甚至是公然的排斥与打击中度过的。两个月后，郭敏老师在征求我母亲的意见后，允许我调换寝室。记忆中直到今日还存着一个印象：深秋里一个晚餐的饭点儿，我被郭老师叫进了人气最低的教学楼，她对我宣布，同意我调换寝室，让我在智园五舍3-8与智园五舍7-4中择其一。最后丢出一句话，寝室不是随时可以调换的，如果去了再住不好的话，也不能再换了。告别了郭老师，我独自沉默回转，耳畔回荡着郭老师刚才的忠告，私心里问自己，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却要站在现实的冷风口中，心里觉得委屈无助，又告诉自己要坚持着走下去。

郭老师让我“二选其一”，我叫上认识不久的朋友莫丽朝宿舍楼走。一路上，我们无多话语，我的心却沉浸在失意与忐忑中。如若第二个寝室依旧不能接纳我，那老师同学皆会认定问题出在我的身上，认定是我不能适应大学的集体生活，我或许又将面对“被退学”的情况……七楼到了，我也没有再想下去。敲开门，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圆脸，身形微胖戴着眼镜的女生，她便是大学几载住在我上铺的张蕾蕾。我们表明来意，并未遭遇冷言冷语而是被很认真地对待。她们让我坐在寝室的凳子上，自己却站着将我围在中间。入住之后我才明白，她们因为到校得晚，暂时寝室里就只有那一个凳子。对于我的即将入住，她们无一人反对，唯张蕾蕾提出顾虑：寝室里只剩下一张上铺了。在我还未表态时，她立即又说：“没事儿，我把我的下铺给你，我搬到你的上面去睡。”临别时，同学们还予我约定了搬东西的日子，说到时候她们会下去帮我搬东西。

与新室友接洽得如此顺利，我的心情俨如久雨初晴的天空。我问同我一道的莫丽觉得怎样？莫丽讲：“还不错吧，只是我看那个叫‘尹喆’的好像有点问题，她刚才一直都没笑。”多年之后，我将这个插旗说予这位我最信任，认可的挚友；尹喆说，当时她没有笑，是因为她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待我。晚间，我躺在即将搬离的床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但这“五味”里多的是美好的憧憬。入梦前，我对自己说，到了新寝室，我一定要自强与自律，多为别人着想，与她们每个人做朋友。

2006年11月11日是我正式搬入智园五舍7-4的日子，这个日子在我脑海里记忆深刻并非因为“双十一”，而是因为这一天是我的上铺张蕾蕾的生日。尽管如此，室友们还是如约到二楼将我的全部物品一次拿走。而后她们嘱我在寝室里先收拾一下东西，弄不了的就等着她们回来。她们回来时，为我打包回来一份蕾蕾的生日蛋糕，说因为我头一天上来，事情很多又担心我觉得突兀，就没有叫上我。记忆里，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参加的寝室集体活动。

入住之后我方才知晓，寝室里有4位同学都是内蒙古的汉族人，且周边的寝室亦大多都住着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同学。刚一进门便感受到了她们的善意，况又有前一段过往对比，我的心能感觉到更加多的温暖与欢喜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要对她们好，我要对她们每一个人好。我的专业是中文，而她们5个都在新闻采编1班；课程安排的不同使得我与她们上课的时间、教室皆无法一起。在我的课程表里，每周有两天是一早就有课，而她们的课却在下午，早晨可以起晚些。为了让自己不打扰到她们，我都是前一晚就把要带走的东西全部装进包里，将包放置在稳妥的地方。早上我以很缓很轻的动作起床，做完必要的洗漱后立马离开，就连锁门时，我都注意了又注意，力求让门关上时声音最小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这些细节都只是自己在意罢了，不会被别人知晓；直至一年后与尹喆的一次聊天时，她拿我早起的细节与那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行为做了对比，我方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用心一直都在她们的眼中。我与同寝室的她们白天在不同的专业上课，晚上才能聚在一起。那时，我一下课便一门心思回寝室，那情形类似于下班后想急于接孩子放学的父母。洗漱完，我们上了各自的床，畅谈当下，回溯过往。这种时候，我就爱给大家唱歌，唱那首军训时教官教唱的《军中绿花》。我并无美妙如雀的音色，且受脑瘫的影响，我在紧张与过度在意时，言语便会含糊不清。过往岁月里，我几乎从不在别人面前唱歌，然而，在这个宿舍里，我却那么大声清晰快乐地唱着……

在我的寝室里，我能确定自己是被爱着，被平等对待着的；而我又是自由自在的。每个周六，我都会与在社团相识的好友一起去图书馆看书，初夜方归。寝室里若有集体会餐亦会用短信通知我时间地点，我再配合时间去参加。犹记得一个深秋的周六晚上，我刚与好友吃过美食兴冲冲地走到宿舍楼下，恰逢室友们往外走。我问她们往哪儿去？她们说，去看电影。张晓红补充说，去看恐怖片。于是，我一扭头跟着室友撒着欢儿看电影去了……事过多年，脑海里储存的与大学室友度过的快乐记忆还有许许多多。我还记得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们在寝室里畅饮啤酒，生日蛋糕没有切块儿，而是每个人到盘里直接上勺子；我还记得，我们一起用彩色的卡片纸剪成星星贴在寝室的天花板上；我还记得，圣诞前夕我与尹喆一起去后街买了小零食，给每一个室友藏了一处……记得那时，我偶尔在午夜醒来，听着室友们均匀的鼾声，我都会忍不住想笑，是因为觉得自己幸运与幸福。

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，我都在心下觉得，室友们如此待我是因为她们善良，她们同情。直到某一个早晨，我与她们一同出门，去不同的教室上课，半途刘璐忽然对我说：“要不，你去跟辅导员申请转到我们班上来吧，我每天上课都一个人去多孤单呀——”说者兴许无心，却让作为听者的我瞬间触动，那时的我突然明白，室友们是真心的主动接纳了我，而非出于对残疾人的同情与善待。我想，这也是大多数残疾人与正常人交往中最为渴求的关系吧。

也是十年前的一个插曲我至今尤能忆起，一次我在初中的语文老师家做客，闲聊时老师偶然说道：“那些对你好的人，有的是出于同情，有的是出于敬佩，”我听了灵机反问道：“那您呢，您是因为什么？”老师想了想说：“喜欢。”我把老师的“喜欢”珍存了许久，至今余温犹存。看见这则发生于武汉理工大学的真人真事，我再一次翻开这些封存于过往的记忆，寄希望每一个读到此文的您亦能对残疾人有真正的接纳与平等相待，让他们的心沐浴光明；然后成为一束光，照亮山遥水远的人生路，照亮那些在路上相识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