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伴•文学:路在脚下——我和代步工具的故事_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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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同伴•文学:路在脚下——我和代步工具的故事

    发布单位:龚由甫 发布时间:2020-12-14

    我本是一个四肢健全的青年,在我的记忆里,我能上山打柴,下田种地,还能上场打球,也能下村与农民一起干活儿。直至有一天,我突然双下肢瘫痪,医生诊断为终身残疾。于是我就永远和代步工作打起了交道,也就演绎出许许多多我与代步工具的故事……

    1981年,我因一次意外事故造成脊柱骨拆,脊髓损伤。在床上躺了半年之后,我能坐起来了,但双下肢瘫痪,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用双腿走路了。那一年,我在永川团地委工作,还不到30岁。

    我成天被困在床榻上,看着窗外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们,想起自己以前健步如飞,来去自如的样子,我感到天全塌下来了,悲观,失望,痛苦,不知道路在何方,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样过。

    我不得不在家养病。有一天,江津团县委的一位领导找到我:“目前我们单位正需要人编修共青团志,这项工作主要是坐在办公室查阅档案资料,你来帮助我们编修团志吧!”我对那位领导说:“你看我这腿,现在是足不能出户,能行吗?”那位领导看了看我双腿说:“这样,你去弄两根拐杖来,慢慢地学会用拐杖走路,我相信你能行!”我请山里的亲戚为我做了一双拐棍,木质材料,很结实。我坐起来,试着用双手去拄拐杖,谁知一个栽冲扑倒在床前一两米远的地方,摔得好痛好痛。家里人把我扶起来,我试着拄拐走路。起初小步走,慢慢适应后大步走。就这样,我渐渐从室内走到室外,从院坝里走到大街上。终于有一天,我走进了团县委办公室的大门,受聘为江津团县委编修共青团志。有了拐杖的支撑,我重新获得活动自由,异常兴奋。已经一年多时间没有上班了,工作机会失而复得,我下定决心,做好工作,努力接受命运的挑战。

    1983年4月,永川地区合并到重庆市,我的家人在江津,我希望回江津工作,但江津方面却迟迟得不到落实。原因很简:谁会要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?尽管有诸多痛苦和埋怨,但是我知道痛苦和埋怨无毫无意义,人,只有奋斗、只有努力,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我拄着双拐早出晚归,努力工作,到档案馆查阅资料,到有关单位调查,有时间尽量多做事。经过几年的奋斗,我终于写出20多万字的青运史资料,而且为单位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我的形象的在江津县委机关完全变了,看着我拄着双拐仍然在忙碌的奔波,人们都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以前我只是受聘于江津团县委,现在他们看见我能“一梁顶一柱”,虽然编制有限,他们还是接纳了我。1987年,我的工作关系终于办到江津团县委,实现了我回江津工作的愿望。我架着双拐终于排除困难,走出了成功的一步。

    随着城市发展扩建,经过两次搬家,我的家和团县委机关越来越远了,单面也有四五里路程。我早上拄着拐杖从家里出发,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团县委,中午只好在机关食堂用餐,午休时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打个盹儿,夏天用单位的报纸杂志扇风,冬天用报纸杂志盖在身上,但还冷得发颤。晚上下班到家时,往往已是万家灯火。即使这样,因为拄双拐确实走得太慢,赶不上时间的节奏,我还是常常迟到,有时又不得不早退。当时我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,记得第一次去听老师讲课,因为走得太慢,当我赶到教室时,老师早已上完课,学生也已经散去。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听老师讲课,自学成绩受到影响,很多科目经常不及格,我非常沮丧。更为可悲的是,有一次我去参加考试,当我气喘吁吁赶到考场时,进场时间却超出了一分钟。监考老师说我超时,不让我进入考场。我和监考老师争论起来,我们的争论惊动了考场主任,考场主任走过来看我拄着双拐,并且还没有一个考生出场,也不存在作弊之嫌,就让我进入了考场。那次考试,我居然轻松地过关。要是监考老师真的不让我进入考场,就白白浪费了我半年时间。看来我必须和时间赛跑,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听老师讲课和自学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只能让拐杖“下岗”了。

    当时电视里正在宣传张海迪的事迹,看着张海迪手扶轮椅行动自如的样子,我动心了。在家人帮助下,我花了180元在重庆城里购了一辆手摇三轮车。手摇三轮车使我运行速度提高四五倍,我摇着车每天能按时上下班,中午也能回家吃饭休息。时间多了,心情舒畅了,工作效率也不断提高,不仅编写了大量的青运史资料,还为单位写了许多工作计划、总结、简报,有的文章还被上级机关采用或上报。我还努力抽出时间来自学,摇着三轮车按时去听老师讲课,按时去参加考试。经过近三年的努力,我不仅拿到了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,还被上级机关评为先进工作者。我一直认为,是手摇三轮车帮助我争取到了时间,提高了效率,使我的人生跨上一个新台阶。

    接近上世纪90年代,我已是快40岁的人啦。基层团委是年轻人的工作岗位,按照惯例,我不适宜再在团县委机关工作了。又一次面临调动工作单位的问题,我明白,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,做出更大的工作成绩,让其他单位认识了解我,接纳我。这不得不提到我的代步工具:在江津城这种一面江水半城山、城区公路陡坡多的情况下,手摇三轮车速度慢,受诸多限制,尤其是在陡坡面前无能为力。而城里的许多单位或在陡坡上面,或在陡坡下面。有一次,我到一个单位办事,这个单位在一个小街巷里,大街上的公路与小巷连接处形成了一个90度弯的上坡夹角,而且坡度较陡。当我到这里时,发现坡度实在太陡无法上去,得求人推车,天空中下着雨,我等了很久,街上空旷无人,我急了,于是使尽力气,猛摇三轮车,准备凭着惯性冲上坡去。谁知那是90度夹角,加速后猛转方向,这一动作使三轮车失去平衡,我连人带车沉沉地摔在大街上,身上一身水、一身泥,让我欲呼无人、欲哭无泪。有了这次教训,每当遇到这种情况,我再也不敢冲坡了。因为陡坡,我浪费了很多时间,也失去了许多机会。

    我又开始思考我的代步工具的问题。当时,市场上已经有供残疾人使用的燃油三轮摩托车。1990年初,我借了一些钱,加上单位的补助,凑足2500元钱,拿着民政局开出的“残疾”证明,专程到重庆百货商场购买了一辆“50型”残疾人三轮摩托代步车。

    人力车变成机动车,我高兴极了,谁知乐极生悲,出了事故。

    那天下班后,我骑着机动三轮车刚驶过县委机关大门前那段公路,一眨眼间对面一辆皮卡车向我猛冲过来,我躲闪不及,正面相撞。三轮车被撞出四五米远,车把子被撞歪了,挡风板被撞得粉碎。我摔出三四米远,衣服被撕破了,手上脸上满是鲜血。还好,经过医院检查,我并没有折筋断骨,只受了一点儿皮肉伤。我在医院里治伤,肇事的驾驶员来协调陪偿问题。有人对我说:“你反正是个残疾人,是他碰了你,‘敲’他一棒,要他给你两三千。”那时两三千不是个小数目。我说:“我又没有伤筋断骨,为什么要人家两三千?”那人又对我说:“你不骗他,只要你躺在医院里不出院,随便怎样人家都要多陪点儿,反正你的车是借钱买的,得了钱也好还账呀。”我说:“我不愿意敲人家一棒,借债问题我自己想办法还清,只要把我的三轮修好就行了!”没几天我就出院了,肇事的人为我修好车,此事就此了结。有人说我傻,我想傻就傻点儿,只要人努力,哪里挣不到钱,何必要“敲”人家呢?

    此后,我使用机动三轮车便格外注意安全。骑着车上下班,我早早地赶到单位,很晚才下班,坡上坡下的单位我也能轻松到达,顺利地办好单位的事情。即使较远的郊外,我也经常去工作。当时单位没有小车,部分人用自行车,有的连自行车也没有,靠徒步赶路。所以我便主动承担单位信件传递、物件运输,受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。经过努力,我的工作也出了很好的成果,我主笔撰写的26万余字的《江津县共青志》出版了,并获得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。我被共青团重庆市委评为“新长征突击手”,多次被江津的有关单位评为先进个人。1993年,我被中共江津市委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,在“七一”表彰会上,江津市直机关党工委让我上台发言,我就讲我努力工作的事迹,讲我自强不息的精神,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没想到,我工作调动的问题当月就解决了,7月底,我到江津市残联上班,并被安排做副职领导。有了时间和速度,我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起点。

    在江津残联的工作岗位上,我一直干了18年。在这18年里,我曾过用过3台机动代步车,前两台代步车都是黑夜里被人盗去,第三台代步车虽然质量比前两台好、样式也更好看,但随着治安的好转,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,再也没失窃。在这18年里,我一直骑着代步三轮车忠实地履行职责,到有关单位开会、联系工作,深入基层调查研究,深入残疾人中了解民情,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我的工作得到组织认可,我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为“残疾人工作先进工作者”,退休前还从副处级调研员提升为正处级调研员。

    2011年9月,我正式退休之后,被聘请到区档案局(区志办)编修《江津县志》(1986—1992)。作为《江津县志》的执行副主编,我骑着代步三轮车,往返于家、残联、区志办和各单位之间,查阅档案,调查材料、撰写稿件。2015年6月,《江津县志》(1986—1992)正式出版,并获得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“司马迁奖”。在继续编修《江津市志》的过程中,2018年,区档案局的办公地址由江津长江南岸迁到北岸的滨江新城,从我家到滨江新城的办公地,来回有10多公里路程,再加上我要接送小孙女上下学,原来的“50型”敞棚三轮车已经不适应需求了。2018年初,我花12000元钱购买一台“150型”(后排坐2人)封闭式残疾人代步大三轮车。我骑着大三轮代步车通过长江大桥,轻松上下班,不怕风吹雨淋,风雨无阻,努力完成《江津市志》的编修工作任务。

    一天,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天,我把车停在学校门口,等待小孙女放学。突然从公路边闯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儿,小男孩满脸满身是血,一头扑倒在地上。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跑过来抱起小男孩,拉着我的三轮车门,大声说:“我的孩子被人撞了,去医院!”我对她说:“我是接孙女放学回家的,不拉客!”随即那中年妇女求助路过小轿车,小轿车扬长而去。她又挺身挡住空行的出租车,出租车见状,绕道而行。那女人只好声嘶力歇地跪在地上喊:“救命啦!救救我孩子呀!”没人所动,我知道这世风不好,人们怕沾惹上了自己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我急忙拉开车门,对跪在地上母子俩说:“走,上我的车!”母子俩连拖带拽地上了车,我开足马力,向区中心医院驶去。事后,有人问我:“难道你就不怕人家坑你,拉一个垫背的,硬说是你撞的?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!”我说:“我相信不会。”事实上,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,在车上,满身是血的小孩在哭,那妇女连声说:“师傅,快点,再快点!”到了医院,那妇女说要用微信付我车费,我连连摆手:“我不是拉客的,不要钱!”望着那妇女千恩万谢地背着小孩儿火向急诊门诊部奔去,我的心里涌起了一丝微微的欣慰。

    我残疾了几十年,也和代步工具打了几十年交道,从拐杖到手摇三轮车到“150型”大机动三轮车,路在足下,我一步一个足印,一步足印一步提高。是人创造了工具,是工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,残疾人代步工具也是一种生产力,只要发展和用好这种工具,残疾人的能力就会得到提高,残疾人事业就会得到发展,残疾人生活就会得到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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