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忆的端午，总是从一把艾草开始的。

小时候住在老城，每年端午前后，母亲不知从哪儿割来一大捆，往地上一摊，小小的屋子便浸在浓郁的药味里。那股气味说不上好闻，有些冲，有些涩，却又让人莫名觉得安稳。她把艾草分成小把，用绳子扎紧，门框两边各挂一把，余下的铺在空地上晒，说是晒干了留到三伏天煮水洗澡，能祛痱子。

那时我以为是自己还小，尚走不稳路，过门槛总要扶着门框。每回从挂艾草的大门下经过，脸几乎要贴到那些叶子，那股气味便猛地撞进鼻腔，像用艾草在脸上抽了一下。我总要偏过头躲一躲，可躲不开，刺鼻的味道已经钻进衣服里去了。后来习惯了，反倒觉得端午节就该是这个味儿。没有艾草味的端午，算不得真正的端午。

包粽子是大人的事。母亲提前一天把糯米泡上，粽叶是得空去采的竹叶，具体什么竹子尚不了解，书上说是箬竹，但我照着图片比对，总觉得不像。它跟糯米一样，要提前泡软。房间里两个大盆，一盆米，一盆叶，水光潋潋的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两片粽叶叠在掌心，一旋一折，便成了一个漏斗形的窝，舀米，压实，也不用包馅，直接覆上一片叶，三两下就裹出棱角分明的三角粽。麻绳一头咬在嘴里，一头绕粽子两圈，打个活结，往旁边一丢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我坐在床边看，觉得母亲那双手真巧，能把散碎的米和叶变成这样齐整好看的东西。有一回我试着拿了两片叶子，把它折来折去，舀上米，却漏了一地，好不容易裹出一个歪歪扭扭的，绳也系不紧，还没下锅就散了架。母亲也不生气，笑着捡起散落的米粒，说没事，多练练就会了。可我心里明白，有些事我大概永远也做不好。只看她把粽子一个个码进大锅，咕嘟咕嘟煮上两三个钟头，满屋子水汽氤氲，心里也暖和起来。粽子出锅，剥开竹叶，糯米莹白如玉，蘸白糖，或直接吃，咬一口，甜糯里透着叶子的清香。那种美味，后来吃过太多的粽子，总觉不如。

母亲年年晒艾叶，年年入夏便取出来煮水。煤炉子上坐一口大铝锅，水开了，艾叶在里面翻卷，整间屋子都是那股熟悉的、带苦味的药香。她让我坐在小凳上，舀一瓢兑好的艾叶水，从我后颈往下淋。水温温的，流过脊背时有种说不清的熨帖。她一边淋，一边念叨，说艾叶是好东西，通经络，祛寒气，多泡泡，慢慢就好了。

她说的“好了”，我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那时候我手脚不稳，说话也含混，旁人的目光里总有些刺眼的意味。母亲大概都看在眼里，却从来不说。只是每年端午晒艾叶，夏天给我煮艾叶水。好像只要把这盆水浇下去，把那股味道年复一年地熏进我皮肤里，我的腿脚就能听使唤，我的舌头就能捋直。

那年去医院体检，医生看了我的手脚，问了我身边的人是谁，我看了同来的母亲，回答说是我妈妈。医生跟母亲谈及结论，大意是这种后遗症很难逆转。母亲在一旁听着，依旧什么都没说。那年端午前后，她照常去割艾草，照常晒干，入了夏照常煮水。好像医生的话只是一阵微风，吹过去就不痛不痒。她不跟我讲道理，也不跟我谈医学，她只信手里的艾叶——这株从土里长出来的草药，这捧闻起来苦苦的叶子，这个一分钱不用花的土办法，能治好我。她信得那样笃定，笃定到我不敢不信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手脚还是老样子，她也不再煮艾叶水了。不知道是哪一年停的，大概她终于明白，艾叶确实治不好我的病。可那股味道我一直记得。不是药香，是身为母亲对孩子不肯放弃的偏执。

赛龙舟我们这儿是没有的。那是电视里的端午，是珠江、汨罗江、沅江上的端午。我小时候也问过母亲，为什么我们这儿没有龙舟。母亲说，老县城有江，但江水流得太急，不好划。后来三峡移民，老县城淹了，我们搬到了新城，新城也有江，江面更宽了，水也更缓了，江水依旧很深，但母亲反复告诫不去游泳，划船当心点是不会出事的。可即便如此，江上那艘名为龙的船从未出现过。大约有些传统，一旦断了，就再也续不上了。再后来，本县组织过全县人民划龙舟，却也没有太多人参与其中，关注的人太少，赛事也就此作罢。我只能从电视里看那些桡手喊着号子，桨起桨落，水花四溅。上学时有一年端午，学校组织活动，在电视上放了一部关于龙舟的纪录片。老舵手说，他划了一辈子龙舟，老了划不动了，就坐在岸上看年轻人划。他说，龙舟最要紧的不是快，是齐。一船人，数十对桨，入水要齐，出水要齐，心要齐。我忽然想，一个家大概也是这样——不是谁出力多谁出力少，是劲儿往一处使。可我的家，从来就没整齐过。

小妹长大后，端午便多了些热闹。她不像我，虽然为人内向，手脚却利索得很，包粽子学得极快，刚开始裹得歪歪扭扭，后来就包得像模像样了。母亲夸她手巧，她得意地举着自己包的粽子，冲我眨眨眼。有一年端午她放学回来，书包里掏出一个香囊，说是手工课上做的。香囊缝得粗糙，针脚歪歪扭扭，里面塞了艾叶和干薄荷，闻着倒也清清凉凉。她把香囊挂在门内，和门上的艾草各挂一头，说是“双保险”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进不来。那个香囊挂了好些年，从老城挂到新城，塞进去的东西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，后来褪了色，磨破了边，终于在某天消失不见。

再后来，我读书、参加工作，结婚生子。儿子芫宝头一回对端午有印象，是前两年的那个盛夏。母亲照例从老家采了一把艾草回来，他以为是好吃的，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。我赶紧夺下来，他哇地一声哭了。母亲笑着拿煮好放冷的粽子哄他，剥开粽叶，糯米的热气腾起，他只咬了一口，就顾不上哭了，两手抱着粽子啃得满脸都是米粒。那个端午，我忽然想，所谓传统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。一把艾草，一个粽子，一段被大人从嘴边夺下的记忆。

如今我住在新城，端午前后偶尔会去菜市场逛，依然会看到散落在路边的艾草。卖艾草的大多是住在城里的老人，天不亮从山上割了，用蛇皮袋装着，坐早班公交进城，在菜市场门口铺一张塑料布，艾草往地上一摊，也不吆喝，就蹲在旁边抽旱烟。两块钱一把，一把五六根，值不了什么钱，可每年端午若不去买回一把，总觉得少了什么。卖艾草的老人一年比一年少。今年去逛时，只有一个摊位在卖，贩卖的老人在跟旁人闲聊时，我刚好在旁边，只听他说，如今山上也不好找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，没人肯花时间去割艾草了。

粽子现在也少自己包了。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卖，鲜肉的，蛋黄的，豆沙的，真空包装，买回去热一热就能吃。方便是方便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的大概是那个等待的过程——等糯米泡软，等粽叶泡开，等母亲把粽子一个个码进锅里，等蒸汽从锅盖缝里钻出来，等上两三个钟头，终于剥开第一个粽子的那一刻。仪式感从来不是形式，而是时间。从前的车马很慢，如今快了就失了原本的韵味。

今年端午，芫宝四岁了。他指着门框上的艾草问这是什么。我说是艾草，端午挂的。他又问端午是什么。我说是一个节日，要吃粽子的。他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追问：端午是哪个呀？

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答。是啊，端午是谁呢。不是屈原，不是伍子胥，不是曹娥——至少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不是。端午对我来说，是那把挂在门框上的艾草，是那锅咕嘟咕嘟冒着蒸汽的粽子，是那瓢淋在身上的艾草水，是那段独属于我的记忆。

今天早上，母亲把晒干的艾叶煮了一锅水，给芫宝洗澡。他不肯，说味道怪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也是嫌这种味道很怪。如今却觉得，这独特的艾香让人心安。

闭上眼，满是艾香的盛夏。依旧年轻的母亲仍在斑驳的老城里，端着温温的艾草水，朝着怀里的小男孩缓缓淋下。